1978年11月18日，从独立未满十年的南美小国圭亚那的热带丛林深处，传出了一条令全世界震惊的惨讯：美国“人民圣殿教”900多名信徒在其教主吉姆·琼斯的带领下集体“自杀”！美国政府、圭亚那政府表示遗憾和不安。
一时可忙坏了各大新闻媒体。记者们纷纷赶往圭亚那、赶往美国，编辑们更是赶紧修改正要发稿的当年重大新闻的排行榜。
不用说，最忙最乱的当然是美国。所有人心头都蒙上了一层重重的阴影，人们惊愕不解，人们焦虑困惑。
来自圭亚那的消息说，警方的飞机第二天清晨飞临出事地点，从高空看下去，地上好像停放着一大片五颜六色的小汽车，飞近才看清那都是穿着各色T恤衫或运动服的尸身。走进营地，尸体密密麻麻，遍地都是，其状惨不忍睹。在一个箱子里找到803本美国护照、一叠老年教徒填写的社会福利登记证，以及，100多万美元现钞……现场没有打斗痕迹，除了教主琼斯以外没见有枪伤，死者的面部表情大多为痉挛状……
初步清点后，圭亚那警方宣布死者共373人；接着又增加到409人，并分析认为其他400余人可能已逃往别处。
情况不是一下子就能够搞清的。美国政府派出专家组紧急前往圭亚那，国内每一位居民都不安地等待着调查结果。不久，美国空军上尉约翰·穆斯卡特里告诉记者们：圭亚那人在计数上有严重遗漏，死亡人数至少为780人。
即使知道生还的可能已极其之小，教徒的亲友们仍不放弃最后一线希望。与此同时，美国空军飞行员也坚持在出事地点附近不断地进行超低空飞行，寻找幸存者。飞行员通过扩音器反复喊：
整个事件只有5名幸存者，三人在临出事前被派出执行任务，另外两人是年过八旬的病弱老者，他们因行动不便而没有参加集体行动。
到了第二年3月，美国《新闻周刊》又发表一篇报道，题曰《琼斯敦的另一个受害者》，摘要如下：
迈克尔·普罗克斯是人民圣殿教去年年底在圭亚那诱使900人进行事件的一个幸存者。但是这个悲剧最后还是饶不了他。上星期，他在加利福尼亚州莫德斯托城一家汽车游客旅馆的房间里举行了一个记者招待会，要求播放一盘录音带，说这盘录音带将会证明，琼斯敦的那些人并不是受到胁迫而结果自己的生命的。说过这些话后，他也不理会记者的提问就走进隔壁浴室里，用一颗子弹打穿自己的脑袋。三小时以后他就死了。
普罗克斯死后第二天，美国全国广播公司、《新闻周刊》和《》就得到了他要求发表的那盘录音带的复制品。这盘43分钟的录音带录下了琼斯敦最后极度痛苦的挣扎；并且清楚地表明，琼斯要求他的门徒们喝下掺有氰化物的果子汁进行“革命的自杀”。
普罗克斯以前是电视记者。1972年，他去做披露人民圣殿教派内幕的工作，不想却留下来成为一名虔诚的信徒，并且很快升到主要新闻发言人的地位。当琼斯把门徒们集合起来进那致命的圣餐时，普罗克斯和另外二人(蒂姆·卡特和迈克·卡特)正奉命携带一只手提箱进入丛林。手提箱里装着50万美元和一些使他们可以提取人民圣殿教存在瑞士银行里的700万美元的信件。普罗克斯后来说，他们把手提箱留在丛林里了，因为太沉提不动。
出事后圭亚那官员曾经逮捕普罗克斯，后来又把他放了。他就于去年12月间潜回美国，近乎隐居般地同他的母亲住在莫德斯托。……
美国公众纷纷谴责“人民圣殿教”荒谬绝伦的行为，指出这不啻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教主吉姆·琼斯是不折不扣的杀人魔王！
吉姆·琼斯原是美国一名基督教牧师。他1931年出生在印第安纳波利斯附近一个只有900多居民的小镇林恩。父亲詹姆斯·琼斯在铁路上工作，曾是当地三K党骨干分子。但是父亲身体不好，很早去世，留下母亲莉娜塔带着孩子，孤儿寡母地艰苦度日。
母子俩住在一间只有薄薄一层锡制顶棚的小屋里。母亲工作时有时无，经常一清早就赶去20英里外的工厂打短工。孩子只好托付邻居照管。贫穷加没文化常使农村妇女笃信宗教，甚或迷信。吉姆·琼斯的母亲就坚信灵魂转世，常给儿子讲述自己“前世”的故事。她还说自己做姑娘时，有一次梦见了吉姆的外婆，外婆不顾她连婆家都没有，就预言她将有一个了不起的儿子，他将纠正世间不平之事。
吉姆·琼斯与他母亲感情深厚，但对父亲不以为然。长大后，他称父亲是“卑鄙的种族主义乡巴佬”；虽深爱母亲，却声称她是印第安人。
邻居马特尔·肯尼迪是个极其狂热的基督教徒，并且对《圣经》特别感兴趣。吉姆·琼斯小时候深受这位邻居的影响，不但按时上教堂而且也被《圣经》故事深深吸引。
吉姆·琼斯从小向往做牧师，向往发表演说。和小朋友们做游戏时他总喜欢扮牧师，站在那儿向大家吟诵些什么。据说他七八岁就能聚拢十来个小伙伴，向他们发表演说，给他们制定纪律，让他们按他的意图行事，有时甚至用木条抽打他们。他还常向他们描述不听牧师劝告而犯了罪的人将来在地狱中遭受烈火焚烧有多么多么的可怕。
10岁的时候，有一天他把伙伴们带进一间库房，打开一个小盒子，盒子里装着一只死耗子！他点燃蜡烛，为那耗子祈祷，举行葬礼。
上中学以后，吉姆·琼斯对宗教的兴趣越来越浓，但他并不是学生领袖。他很聪明，总有些与众不同的想法，同学们都承认他挺出色。
学校附近有所黑人教堂。14岁那年，一心向往布道的吉姆·琼斯，在这里找到了第一次实现梦想的机会。一位老黑人回忆说，他嗓音柔和、美妙，他似乎总是面带微笑地对人说：“叫我吉姆好了。”
1949年，吉姆·琼斯进入印第安纳大学。据说他用了十年时间，断断续续地听课，才最终获得学士学位。他去一所医院打工，遇到护士马瑟琳·鲍德温。她也是一位狂热的教徒。他们很快相爱，并且结婚。
吉姆·琼斯婚后不久开始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卫理公会教堂供职。他热心帮助穷人，并反对种族歧视，结果却招致教会内部一些顽固保守派的排斥。于是，琼斯决心要建立自己的教堂，一所真正自由、平等的教堂，一所黑人也可以进入的教堂。为此，他挨门挨户的募捐，并兜售小动物。一只小猴子卖29美元。而顽固保守派们则大倒其乱，甚至弄翻他的自行车，扎破他的车轮胎。
1953年，22岁的琼斯终于在北新泽西街建起了一座小教堂，取名“国民公共教堂”，自任牧师。据说去这所教堂的尽是些贫穷无助的可怜人，譬如一些“又肥又丑的，在世界上没有任何亲人的老太婆。他大老远走过去又抱又吻，就像是他真的爱她们似的”。
他的教堂随时为饥饿的人提供食物，帮助失业的人寻找工作。对于有病的人，琼斯所能提供的就是信仰疗法。教堂中的活动不分种族，黑人白人同席共座。
琼斯和马瑟琳自己有一个孩子，又陆续收养了8个不同种族的孩子，其中不单有黑人，甚至还有朝鲜人。后来，他的朝鲜族孩子在车祸中死了，他竟找不到一位白人殡仪员来为她下葬。这使他更加仇恨种族主义偏见。
他的反种族主义行为给他的教堂招徕厄运。他受到当地种族主义势力和教会顽固保守派们的敌视，迫使他的教堂几次搬家。但是，他同时也开始拥有许多忠实的追随者。1960年，当他的教堂搬到北特拉华时，他第一次使用了“人民圣殿”这两个词，教堂全称“人民圣殿纯福音教堂”。吉姆·琼斯站在讲坛上一板一眼地宣布：“爱就是福音书的真谛，是唯一的线年代美国社会反动、社会问题严重。这只要稍稍回顾一下就足以了：首先是麦卡锡主义和朝鲜战争，随后是种族主义和种族隔离，因种族隔离而引起的1957年小石城事件和由小石城事件而掀起高潮的黑人民权运动，接下来还有越南战争。这正为吉姆·琼斯的崛起提供了机会，也给他的早期活动赋予了不少进步色彩。不怪有那么多人轻易投到他的麾下，并进而被他的“超人力量”“感化”得心醉神迷。
“使徒的社会主义”事实上，年轻时代的吉姆·琼斯是一个思想非常复杂的人物，他一方面受到社会主义思潮影响，接触过马列主义，并阅读《资本论》；一方面又希望凌驾于众人之上像位救世主，于是研读希特勒《我的奋斗》，学习如何操纵群众。他一方面对正统神学理论颇有兴趣，更是一位《圣经》爱好者；一方面又竭力寻求行“神迹”和“信仰治病”的妙方。
1961年，吉姆·琼斯在印第安纳波利斯已经挺有影响，还一度成为“城市人权委员会”主席。年底，他又带着妻子、儿女一起去了巴西，在里约热内卢讲授福音课。他一家人生活俭朴，却乐善好施。他常常站在街上与当地孩子们对话，也常常走街串巷地探访居民，了解他们的困难，并设法帮助他们。当地人都感动地说他是“基督的使者”。直到1963年他才回到美国。而在归国途中，他顺访了圭亚那。那儿的非常原始的热带丛林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从巴西回来，琼斯对美国的现实更加不满，说这是一个邪恶的国度。同时，他自己也不再仅仅是个基督教徒了，他自己就是基督。他向人们暗示，他就是“可能的上帝”。
吉姆·琼斯先在一次小规模的骨干会议上对他的助手们说，他清楚自己以前都曾转世成哪些人，并警告说：“当然，这是非常可靠的，不能告诉别人。成员们不可能理解，特别是最后一次化成肉身。”
在下一个星期做礼拜的时候，他宣布将向出席的人们告知他最大的秘密。经过了一些繁琐的仪式后，他十分郑重地宣布道：“我早已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来到世界是为了一种特殊的用处，追随我的你们是我的选民。你们中的大多数人在我化身之前就跟随我了。我在几千年前化身为佛，后来我短期化身为巴布，即为建立巴哈信仰的人。我曾经在世上生为耶稣基督，我最后一次化身为俄国的弗拉基米尔·列宁。”他说这些话的神态非常权威而诚实，人们都信了他。
琼斯说：“我有对社会问题的回答。有一天我将是美国的统治者。我将消灭种族主义、政治压迫、生态不平衡和贫富悬殊的问题。我将使全国变得像我们的社团一样，我把这叫做‘使徒的社会主义’。”
与此同时，他想方设法制造各种“神迹”，尤其是治病。据说甚至连鸡心都拿来冒充肿瘤。他的“神迹”被信徒们广为传言，而传言又是越传越神。
1965年，他预言明年将发生社会大崩溃并爆发核大战，世界将在大战中灭亡。随后他就带领30名骨干到加利福尼亚州的红杉谷，建起一座“人民圣殿基督教堂”和一处教团营地。他说，这是唯一可以躲开灾难的地方。
曾经也是人民圣殿教骨干分子、后来认清该教面目而主动脱离教团的珍妮·米尔(迪安娜·默托)在一本书中描述：
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教堂里黑人和白人随随便便地惨合在一起。我从来没有见过哪个牧师是坐在讲坛后面。唱诗不唱传统的赞美诗，唱的是当时的流行歌曲。伴奏不用风琴，我们听的是一个乐队的演奏，这个乐队一定在舞会上伴奏过。孩子们不是坐立不安地呆在父母身边，这里的孩子都安安静静、彬彬有礼地坐在一起。
詹姆斯王的圣经充满了矛盾与错误……如果有一位上帝在天上，你认为他会让我说有关他的圣语这样的事吗？如果有一个上帝在天上，让他把我击毙！我由神的启示而看到，这个国家和世界的其他部分正在消亡。旧金山将被夷为平地。唯一的幸运者将是那些我已在洞见中所显示的藏在山洞中的人。这些随着我藏在山洞里的人将从核爆炸后灾难性的放射结果中被拯救出来。这个山洞引导我们的教会迁到印第安纳波利斯的小山谷中。我已经指明这个山洞深入地下，我的所有教会成员都将留居在这山洞里直到安全地出来。我们集合在红杉谷以得到保护，战争完了以后我们将是唯一的幸存者。它将使我们的群体重新生活在这个大陆上。
当时的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高涨，越南战争急剧升级，嬉皮士文化泛滥，颓唐的青年正时兴聚居嬉皮士流动营地。于是，许多在现实生活中碰壁的人，对社会现实不满的人，贫困、绝望的人，感情生活严重受挫的人，以及久病难医的人便都千里迢迢地赶来了红杉谷。“人民圣殿教”的营地一下子聚集起好几千人。吉姆·琼斯也就此名声大振。
最初来的人都把琼斯奉为基督，自己是基督的仆人。后来的人也随着这样做。吉姆·琼斯睡眠很少，每天拼命工作，星期天也不休息。他能使人相信，没有他，他们将被三K党杀死、被中央情报局或联邦调查局投入监狱，或者遭逢核爆炸等等。他还鼓励信徒们把自己的家人也都带来，组成一个不分阶级、不分种族的平等社会。
“圣殿”辉煌1971年，吉姆·琼斯和他的主要助手提姆·斯托恩四处奔走，在旧金山和洛杉矶各建了一处新的十分气派的教堂。总部也迁到了旧金山。琼斯租来许多大轿车，让成百上千的信徒乘上轿车，摆开长长的车队，在这两座城市间招摇过市。两处教堂都很快聚集了数千名新会众。“人民圣殿教”开始号称有信徒3万人。
琼斯开始感觉到自己的巨大权势，开始得意于自己的号召力和凝聚力，开始饱享自己一呼百应的领袖感觉。美国政客们一向重视有社会影响力的人。他们传言：“无论什么时候，你若需要一大群人时，那么就找琼斯吧。”
抢先拢住了琼斯。每当政治家们需要大批的志愿者、情绪激昂的人群或众多人的签名时，吉姆·琼斯的人民圣殿总不会让他们失望。于是有人说，在旧金山一提到政治总离不开吉姆·琼斯的名字。
据说在1974年和1976年的两次选举中，有好几个人都是全靠吉姆·琼斯才得以当选的。这些人至少包括：旧金山市市长乔治·莫斯科恩、旧金山市警察局长，以及地方检察官约瑟夫·弗雷塔斯。据说，加州的州长、副州长们也没少得到他的帮助。作为回报，市长莫斯科恩任命吉姆·琼斯为旧金山市住房委员会主席。
1975年，“美国宗教生活基金会”使吉姆·琼斯名列“美国百名优秀牧师”。
琼斯的影响力有逾出州界的趋势。副总统蒙代尔在私人飞机上召见了这位“有为青年”。就连总统卡特也没有忘记琼斯，他的夫人罗莎琳·卡特曾十分招眼地与吉姆·琼斯在一次晚会上同台共舞，并于1977年4月12日从白宫写来亲笔信：
谢谢你的来信。在集会期间与你共处的时光非常愉快——希望不久能再与你相会。
“圣殿”内幕就在罗莎琳·卡特亲笔给吉姆·琼斯回信后没几天，一位名叫吉泽尔的法国记者为采访琼斯和他的人民圣殿教，专程从欧洲飞抵旧金山。吉泽尔的采访从一个星期天开始：
1977年4月的一个星期日，大约3000名黑人和白人教徒吧旧金山的人民圣殿教堂挤得水泄不通。异常宽阔的讲经台上，一位黄头发的男青年刚刚为同性恋者作完辩护演说。台上出现了一位身穿锦缎的女歌手，她接过麦克风，台下顿时一片寂静……突然，从我的身后，霍地站起一个戴粉红色头巾的老妇，她高声喊叫道：“这简直是奇迹！真是上帝的奇迹！这是琼斯的奇迹！吉姆·琼斯！你们看，这是个恶性肿瘤，是上星期天在这儿作完弥撒后从我身上生下来的！”
老妇人举着一块用手帕包裹着的血淋淋的东西，从惊呆的人群中朝讲经台蹒跚走去……这时，琼斯出现在讲经台上。他穿一身深色西服，配了件浅色衬衫，满面笑容的脸上架着一副茶色眼镜。他那副神态自若的样子，活像一个黑手党分子。
我顿时感到心里很不舒服。这里的一切都好像是一出事先排演好了的戏。这场精心安排的闹剧从上午10点钟就在旧金山的赫利大街开始了。我来到教堂门口的时候，琼斯的私人保镖们已经警觉地站在那里监视拥挤的人群了。进去以后，我发现在大理石结构的教堂里，甚至在接待室，到处都站有琼斯的保镖。他们当中有个装卸工模样的人敏捷地检查了我的提包，然后，问了我的姓名、年龄、住址、职业……听说我是记者，他脸上的笑容顿时凝结了，一直用一种混浊而有几分恐惧的目光盯着我，监视我沿着铺满天鹅绒地毯的走廊进入大厅。
癌症奇迹的插曲一过，教主琼斯便开始讲话了。他首先揭露了旧金山的纳粹党，这是值得赞赏的。琼斯讲话时，一位穿牛仔裤的姑娘准备给他拍一张照片，但立刻有一个保镖走上来，用他那双毛茸茸的大手粗野地加以制止，这种情形使我颇为反感。另外还有一件事，则更使我感到厌恶，琼斯在雷鸣般的掌声中结束讲话以后，一个秃顶的矮子便开始尖声喊叫起来：“现在该轮到我们尽义务了……请大家把钱包打开！为圣殿捐款会对你们有好处！”他的话音未落，闷热的大厅里便响起了“刷刷”的点钞票声。人们争先恐后地捐献支票或现金。那热烈的场面真令人不可思议。成千上万的美元随着动人的赞美诗的节奏，从四面八方汇集起来。但这些钱将由谁来支配呢？
“吉姆·琼斯是未来理想社会的建设者”，这是第二个星期天教徒们给我的回答。那天，教堂里大约有20人，外面走廊等处大约有100人，或者更多一些。他们的平均年龄在25岁左右，其中有黑人，也有白人，这些虔诚、和蔼但颇为冷漠的教徒，在大理石走廊急匆匆地走着，不一会便都隐没到隔音门后面，好像是在执行什么神秘的使命似的。
他们拒绝了我采访琼斯的请求，说：“他实在太累了，不能接待您。但我们可以给您提供您要了解的一切情况。”看来，也只好先采访他们了。我被引进了摆着红沙发的会客室里，有人端来几杯香喷喷的咖啡。
几个教徒像一群乖孩子赞扬老师那样，开始向我虔诚地讲述琼斯的动人事迹：三个月以前，琼斯患急性阑尾炎，被送进医院。躺在他旁边病床上的是个刚刚被送进来的墨西哥人。琼斯见他痛得连哭带嚎，便忍着剧痛对医生说：“先给他做手术吧！”像这类感人事迹还有许多……教徒们还对我说：“琼斯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每两天才吃一顿快餐。”正说到这里，门突然开了，一位金发女郎慌忙走进来，说：“他太累了，刚刚晕了过去，请取消所有约会！”
人民圣殿的新闻发言人是一位以前驻海湾地区的电视新闻记者。他眨着一双灰暗的眼睛对我说：“我离开了那个虚伪的世界，准备同主教大人一道消灭不公正和种族主义。”另一个教徒是个臀部肌肉发达的黑人青年，名叫理查多，今年27岁。“我是洛杉矶人，父母都是酒鬼，我也常在街上打架斗殴。如果不是主教大人，我现在准会蹲监狱的。”桑德拉今年24岁，是个面容憔悴的黄发姑娘。平日嗜好喝酒。她的丈夫因在豪华住宅区行窃被捕，现正在狱中服刑。她说：“是琼斯的圣殿使我第一次懂得了爱的主义。我们要和琼斯一起建立一个没有种族、年龄和肤色障碍的美好的世界。”29岁的蒂姆长着一双有几分稚气的蓝眼睛，但他的眼里却包藏着对越南战争的恐惧：“从越南回来后，我一直给自己注射。后来一位朋友把我带到这座讲堂听主教大人布道。琼斯说，‘人人都有享受幸福的权利’，我非常感动。听完后，我跑回家，把针头、针管统统丢进垃圾堆，然后来到琼斯身边，像其他人一样为他效劳。”
“那你们靠什么生活呢？”他们嘿嘿笑了起来：“我们什么也不需要。教会给我们提供膳食、衣服，并在城里给我们租房子住(可他们每天要工作14个小时)。……”
大家沉默片刻。杯子里的咖啡已经喝干了。桑德拉叹了一口气说：“正如琼斯主教所说的那样，一无所有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她说这话时有些迟疑，桑德拉与在座的其他人一样，气色不太好。
“请允许我冒昧地提个问题：每个星期天大家捐献给教会的大笔美元到哪儿去了？”“噢，那些钱嘛，被用来救济智利的穷人了，被用来为印度营养不良的婴儿增强体质了，还被用来建立私人诊所和学校等设施了。”
但这些回答实在太空泛了。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这笔钱到哪里去了……因为他们对主教大人是绝对信任的。
第五个星期天，蒂姆邀请我参观教会。那天的所见所闻真是出乎我的意料：在挤满黑人和白人教徒、回荡着赞美诗和马丁·路德·金赞歌、以及琼斯主教亲切微笑的教堂背后，却有着一座城中之城。在这座三层的建筑物里，设有精神病诊所、司法机构和社会福利办公室。此外，还有一所幼儿园，一间水疗室以及一个每天向旧金山数千名穷人提供汉堡包的食堂。这里的一切都无懈可击。但在我即将参观完毕的时候，却有一件小事破坏了我极好的印象：我突然发现了一个很不起眼的通道，在它的尽头有一扇门打开着。我看到那里面是一间巨大而先进的录音室，其设备的完善和先进程度，完全可以和我在博尔德的电影里见到的最高级的录音室媲美。我看到录音室里有十几个人在忙碌着，于是便朝那个门走去。但里面有个人很快就把门关上了，他的眼光也是那样的混浊和恐惧。
琼斯的妻子名叫马瑟琳，是个护士。她每个星期天都到教堂来。马瑟琳坐在琼斯的背后，穿一件领口镶着花边的上衣，颇像一个温泽王宫里和蔼亲切的保育员。琼斯向人们介绍：“这是我的妻子马瑟琳。”这个名字美极了，桑德拉告诉我，他们教会的一条船就是用她的名字命名的。“什么船？”“诺亚方舟，就是那艘绕南美洲海岸航行，给穷人运送药品和农业技术资料的船。这条船也给他们送去食品。”“食品？”“噢，是送去我们收获的粮食。”“从哪儿收获的？”没人回答了。在大理石结构的会客室里，桑德拉、蒂姆和迈克彼此相望，谁也回答不出我的问题。
琼斯认为，“老式的、作为基本单位的家庭，是垂死社会中的过时的残留物。它使有共同境况的贫苦人民相互隔离，使他们受压迫，”将来的潮流是穷人们在一种全新的家庭里联合起来。在这个新式的、扩大的家庭里，人人都是兄弟姐妹，而且更重要的是，大家都有一个共同的强有力的关怀备至的“父”。人民圣殿就是这样一种家庭，琼斯就是家庭的“父”。然而这“父”已经越来越刚愎自用，反复无常，欺压教徒是常事，只是教徒们都不愿打破心中的神话和偶像，总把教主的压迫和折磨当成是对自己的考验。
琼斯常常向年轻的女信徒提出性要求，并编造出一套骗人的说法，声称那有奇异的力量。他有时会向女教徒提问道：“你想过与教父有关的性问题吗？”珍妮·米尔说，“我当时才14岁，我知道，他希望有肯定的回答，于是我说：‘是’。”
琼斯在教内严禁同性恋，有发生者要受到严厉鞭笞。但琼斯本人却完全不受限制。他经常与男伴造爱，还要一些女性在一旁观看。他解释说：“我与任何人上床的唯一原因都是为了帮助别人。”
琼斯不贪财。他从信徒们手中聚敛的大量钱财的确大多花在了各种各样的慈善事业上。但在他个人名下仍然留下了数千万美元的存款。
创建琼斯敦尽管吉姆·琼斯已如日中天，但他却越来越频繁地感到敌人的威胁。他总担心联邦调查局或者其他什么特别的政治机构暗中调查和监视他。他甚至在办公室放了一架望远镜，以查看外面街上是否有特务。
他心里的敌人首先是那些不友好的记者。对他们，他主要采取吓唬的办法。他让人将不友好或好惹麻烦的记者的名字都加入一张黑名单，让人对他们加以种种骚扰和威胁：写匿名信，威胁将他们拖进某某官司，偶尔还施以人身安全方面的恐吓。
琼斯心里的另一类敌人是加入圣殿又离开的人。这些人是“叛徒”，他对他们特别敏感。事实上无论什么理由脱离圣殿的人都会马上被列入黑名单。他们的私人生活(有时包括垃圾)都有人仔细检查，以寻找资料来恐吓他们。为了防止“叛教”，琼斯采取措施，为教徒们准备了可供“曝光”的资料，包括照片等。
“人民圣殿教”内部有一个计划委员会。委员会的成员都是教团骨干，且大多为知识分子。因而，委员会的成员既是琼斯最倚重的，也是他最要防范的。
默托夫妇俩都是计划委员会成员。丈夫艾尔默·默托是琼斯的个人摄影师，太太迪安娜·默托是会计室秘书。他们曾在红杉谷生活得很愉快，但自从搬到旧金山他们就感觉不对劲儿了。
他们觉得在圣殿里，纪律已取代了“爱”，而琼斯已越来越变成了暴君。要是哪个人在圣殿开会时抽了一支烟，或是把圣殿的汽车开回来时挡风玻璃上贴了一张违章传票，或者哪个孩子吃了一个大号汉堡包等等，都要当众受到体罚。计划委员会的会议内容越来越离奇。不单是没完没了的检讨和批判，以及对琼斯越来越肉麻的吹捧，而且还开始长时间地讨论性生活，委员们被强迫坦白他们对性生活的恐惧和幻想，又要承认说跟琼斯过一夜不但可以克服恐惧，而且可以保证提高革命热情。事实上，默托夫妇对琼斯的性行为以及他对教徒们性生活的干预都非常反感。当吉姆·琼斯越来越热衷于政治，而且在政治上越来越表现出好斗的倾向时，默托夫妇对“人民圣殿”就越来越没有信心了。
1975年春的一个下午，默托夫人打电话给琼斯的一名助手，声明她和她的丈夫脱离“人民圣殿教”。这下子不得了，来自四面八方的“劝告”和威胁不期而至。圣殿也连续派来两个代表团，第一个代表团对他们进行长时间的劝导，第二个则要求搜查他们的住宅，说是教团丢了文件。默托夫妇的生活被搅得一团糟，更被以折磨他们的孩子和揭露他们折磨孩子相威胁。默托夫妇无奈，只好准备了几份文件四处投诉。
1976年7月4日是美国建国200周年纪念日，琼斯决定庆祝。他带领几百名信徒乘上大轿车，组成一个长长的彩车队，打出“吉姆·琼斯牧师的人民圣殿”的大牌子，周游全国。沿途租用教堂举行仪式，广招新教徒。车队到达纽约时得到消息：琼斯主要助手提姆·斯托恩的妻子格雷斯一声不响悄悄地离开了圣殿。
格雷斯曾在1972年为琼斯生了一个儿子，取名约翰。自那以后，她与她的丈夫便日益疏远，在圣殿也不积极。但琼斯怎么也没想到约翰的妈妈会脱离圣殿。他担心她会把他的私生活和圣殿的财政情况透露给报社，更担心她会通过法院收回对约翰的抚养权。而关于对孩子的抚养权，格雷斯的确在半年以后聘请律师到旧金山法院提起了诉讼。
吉姆·琼斯其实非常懦弱，他就像只胆小的动物一样特别容易受惊。一有风吹草动他就想搬家了。地方是早就准备好的。圭亚那丛林深处这片2.7万英亩的土地是琼斯在年初就与当地政府签订了长期租约的。格雷斯事出后不久，琼斯就带了一批最狂热的信徒急匆匆地赶去了。
教徒们在林间的空地上搭建了30多所结构简单的房子。每星期有几十人到达，半年左右时间就聚集了900多人。一座神秘的小镇就这么悄然出现在圭亚那的丛林里。人们把它叫做琼斯敦。琼斯告诉信徒们，这里将是一个不分种族的、平等的新社会。
在与世隔绝的琼斯敦，教徒们过着清贫的生活。住宿分成孩子们的房子、单身男人的房子、单身女人的房子、结了婚的人的房子。上下铺，家具简单粗糙。每对夫妇之间仅简单地隔一块不大的薄布。一日三餐很少有荤菜。
琼斯要求一年后要自给自足，因而每个人每天都被派出劳作，无非是伐树、平整土地、耕种和浇灌农作物，或是饲养家禽牲畜等等，就像一般的拓荒者一样。不同的是，他们还要经常被招到大帐篷里聆听教主的训导，并定期开会互相启发、“帮助”。
在这独立王国中，琼斯的权力更加不受约束。他独占了三间卧室，冰箱、彩电、小轿车样样不少。伙食自然也是“”的。他更加自由地选择男女伙伴。而别人要想相互建立性关系，不经他的批准是绝对不行的。更有甚者，他还要求女信徒们开会，交流与他的体会。会上她们不得不说：“我曾与吉姆·琼斯……，姐妹们，请相信我，这是我所经历的最棒的体验。”
人们的各种过错都要受到严厉惩罚，不分男女老少，动辄横遭殴打。有的孩子只因见到琼斯时忘了面带笑容地喊“爸爸”，就被电击！
教徒们还必须给琼斯写一些“感谢信”、“效忠信”、“悔过书”等等。13岁的莱瑞·约翰逊在他的“悔过书”中说：“我非常内疚，因为我经常用零钱买冰淇淋、糖果等。我利用了人们的好意。我还讲人们的闲线岁的路瑟·凯顿写道：“谢谢你为我们这个美丽的社会主义大家园的所有人提供的这些美好的机会……我们将敬爱你，因为你是我们最好的父亲。……我绝不背叛这事业。我只会为这个事业而献身……”
经过反复“教育”，许多人真的把他们的“父亲”和事业看得高于一切。一名妇女偷偷喝酒被丈夫发现，丈夫把她带到琼斯面前，让她挨了100皮带的责罚。
琼斯开始在他的训话中大讲外面的敌人，并且成立了一支30人的卫队。但事实上，这支卫队的主要职责还是用来加强对教徒们的控制。万一哪一个人的思想控制不住了，那么还可以借助皮鞭和手枪。
集体“自杀”“危险”接踵而至了。就在琼斯逃走刚刚两星期的8月1日，一篇揭露“人民圣殿教”的文章在《新西部》杂志上发表，文章引述了很多原圣殿信徒的指控，内容涉及：虐待、身心摧残、勒索、贪污，以及琼斯与格雷斯的不正当关系等。文章引述了很多原圣殿信徒的线个月大的婴儿都要挨打，琼斯总是微笑着注视人们遭受体罚。
格雷斯的丈夫斯托恩没有离开美国，由于他们夫妻俩联合指控，法院于8月26日做出判决，命琼斯把孩子还给他们。
斯托恩夫妇、默托夫妇，以及其他有亲属在琼斯敦的20多人联合起来，成立“有关亲属委员会”，并于1978年4月11日发表宣言，谴责琼斯“穷凶极恶残酷无情地漠视人权”，使用“肉体和心理方面的威压手段进行思想训练运动，以没收护照和在公社周围设置岗哨的办法防止社员离开琼斯敦，以及剥夺社员的私生活权利，剥夺言论、集会自由。”
琼斯大呼末日来临，更进一步加强了对信徒们的监视和控制。鼓励社员们相互监督、告密，还成立了所谓“革命保卫委员会”，结果又把对“外面敌人”的警惕变成了人们彼此间的警惕。
与此同时，琼斯反复训练琼斯敦的人要视死如归，不怕自杀。他首先让大家都写出“悔过书”和“保证书”，说自己曾经怕死但以后不怕了，宁愿跟随教主“殉道”。他多次把人们紧急召集在一起，训话后，要他们喝下某种自制饮料，然后告诉他们那是毒药。
经过“有关亲属委员会”的不懈努力，终于得到国会部分议员的重视。1978年11月1日，众议院议员瑞安通知吉姆·琼斯，他将访问琼斯敦。11月14日，议员从华盛顿出发，同行的有不少记者，包括几位非常优秀的名记者，还有“有关亲属委员会”的6名代表。17日，议员在圭亚那首都乔治敦会见了琼斯的律师和代表。经过反复交涉，终于获准前往。瑞安一行乘坐两架租来的小型飞机飞往距琼斯敦还有几英里远的凯图马港村，再由那儿坐琼斯敦派来的卡车，前往琼斯敦。
琼斯敦为议员等人举办了欢迎会，表演文艺节目。议员会见了吉姆·琼斯，记者们也在场。吉姆·琼斯脸色难看，很警惕，并说自己将死于癌症。议员按“有关亲属委员会”开列的名单找到近30人谈话。没有人表示不满，也没有人愿意离去。
议员一行被要求回凯图马港过夜。然而，就在汽车临行前，有人偷偷塞了张字条，请求议员带他们回美国。第二天，记者强行闯入一间老年妇女宿舍，引起争执。琼斯在记者们的尖刻逼问下终于垮了：“我觉得遗憾的只有一件事，为什么没人向我开枪？我们只是一个小小的公社。我们没有力量。我们并没招谁惹谁。可是他们不毁了我们决不罢休……”记者们看到了一个患偏执妄想症的琼斯。
这时有人来报告，又有一些人要求离开。琼斯沮丧道：“让他们走，让他们都走。走的越多负担越轻。都是谎话，一走了统统都说谎话。每个人都有走的自由……”议员安慰琼斯，“这么大个公社，走20来人，没什么。”
临行了，突然有位琼斯的年轻助手用刀逼住议员。律师等人赶紧把他拉开了。瑞安一行急忙带上那十几个敢于要求离开的人，乘车奔往凯图马港。
在他们等待和登上飞机的时候，琼斯敦开来一台拖拉机，上面有六名枪手。而在要求离开的人当中竟然还有一个是奸细。这些人猛烈开火，议员瑞安和两位最出色的记者等5人当场死亡，另有12人受伤。
高音喇叭中传来吉姆·琼斯的声音，要求所有人到大帐篷紧急集合。卫兵荷枪实弹地站在会场周围，监视着人们的一举一动。约两公斤氰化物被倒进一个装满自制果汁的大铁桶。琼斯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大家都必须死。所有的人，一个也不能少。如果你们像我爱你们那样爱我的话，大家就一起殉道……”
报纸上说他们集体“自杀”了。美国的法院等权威机构大概也会判定他们的确属于“自杀”。但是，每一位有良知的群众，请你好好想一想那真的是“自杀”吗？假如他们没有加入……